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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例而言，为了管理便捷，评估采取的一大举措是大量采取实证化的评估方式，即使用高度量化的指标。一位美国学者曾评论说：“在技术至上的大学中，人――教师和学生――在管理中被异化为数码，在管理者眼中只有数码而没有人。在各种评估体系中，充斥了各种量化指标，似乎有了量化指标就实现了科学管理，但这些指标体系往往给予可量化的指标以过多的权重。管理者不去研究如何解释这些统计数据和如何使用这些数据，因此，误用和滥用数据的现象时有发生。[6]”在我们对教师的许多评估项目中，一些“显性”量化的内容得到过多强调，使教师不得不去突击完成这些指标，而其中有些?c提高教学质量并无直接关系。而另一些指标本来是以强化教学为初衷的，最后却因为定量指标的关系落脚到科研上，成为科研的激励政策。为了管理便捷的另一个举措是评估指标的单一性。这种单一性催化了高校的趋同态势，使得高校无特色。高校教学评估的落脚点本应是学生的质量，而在现实操作中，评估却人为加剧了人才无特色化和平庸化，这不能不说是评估的一大悖论。 我们目前的教学评估活动，处处体现了其管理性目的，包括构建和维持符合大学教学规律的教学活动秩序，确保大学教育在市场环境的作用下对成本效益的追求、绩效的保障，以及对社会公众“问责”的满意答复。但这种基于“教育问责”的目的显然并没有充分代言其内在的根本目的――“支持教学”和“提高教育质量”，甚至在操作中部分背离了教育性原则。现实中僵化的评估方式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教学创新和学术创造，使大学教学活动的主体渐渐“适应”着外在的干预和规训，从内在层面上彻底失去对学术自由精神的追求，失去创新和批判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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